编者按

桃江革命斗争历史源远流长，蕴藏着十分丰富的党史资源。20世纪20年代从中国共产党桃江地方组织创建伊始，桃江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拉开了桃江轰轰烈烈的革命历史序幕，写就了桃江人民艰苦创业、奋发图强的建设篇章。桃江共产党人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创造的一幕幕威武雄壮、可歌可泣的历史，革命先辈们前仆后继、永垂青史的革命实践和奋斗业绩，给后人留下了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精神遗产。

根据上级党史部门关于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正本的部署和要求，桃江县委党史办于2007年8月开始组织编写《中国共产党桃江历史》，经过六年多的艰苦努力，2013年12月，《中国共产党桃江历史》（1921—1978）正式出版。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前夕，市党史研究室决定组织编纂《益阳红色基因文库》，重版各县（市、区）党史正本，更名为《中共湖南省桃江历史》（1921—1978），作为建党100周年献礼工程。原党史编撰人员对《中国共产党桃江历史》第一卷重新仔细通读、审校全书。重点对史实不全、叙述不清、语句欠畅、标点欠妥等硬伤进行了修改，力求补全史实，订正错讹，臻于完美。

今天起，我们分期对该书进行刊发。

中共桃江地方组织创建前的社会状况

一、军阀和地主横征暴敛

袁世凯复辟帝制垮台后，北洋军阀公开分裂。1913年10月至1920年6月，南北军阀三进三出湖南，不论是谭延闿，还是汤芗铭，或是谭良佐、谭浩明、张敬尧，无一不是巧立名目，搜刮民财，抓丁掳伕，横行城乡。尤以皖系军阀张敬尧统治时期人民受害最深。他兄弟四人专横残暴，贪得无厌。为了搜刮军费，他们在益阳将公田107.8公顷、公房127间拍买一空，强迫人民购买一文不值的“惠民券”（以3元惠民券换银圆1元），强制推行苛重的“田赋附加”。当时桃江每两银的正税约银圆1元，而附加的学捐、亩捐、竹木捐、路股捐等多达3-4元。还有屠宰税、烟酒税、落地税、土硝税、粪缸税等各种名目繁多的杂税，都直接或间接地落在贫苦人民头上。其时，盘踞在益阳、桃江的张部第七师两个团，到处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引起了人民的强烈痛恨和不满。其间，高桥的妇女奋起抗暴，用柴刀、剪刀刺伤对妇女施暴的“北兵”（张敬尧部从北方带来的兵），并割掉他们耳朵，就是其中的一例。

1911年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清王朝，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经济基础却根深蒂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变本加厉。当时，桃江农村地主只占总人口5%，却占有65%左右的土地；95%的农民只拥有35%左右的土地，其中约有四分之三的农民无地或少地，他们靠租种地主土地维持最低生活。地租剥削是地主剥削农民的主要方式，农民租种地主土地每年交纳的地租，一般是收获物的60%-70%，佃农只得30%-40%。租额以外还有许多附加剥削，诸如“纸上开田”（租约上面积多于实际面积）、“水租”（用地主塘坝的水灌溉农田要交租金）、“大秤小斗”（大秤大斗进，小秤小斗出）等盘剥手段多达20余种。此外，每年还要送租鸡、租肉、租鱼，要请地主吃春酒、看禾酒，并无偿负担给地主抬轿、舂米、修屋等名目百出的帮工。层层盘剥之下，农民的劳动果实绝大部分被地主榨取。遇着天灾人祸，贫苦农民还要承受高利贷剥削。借钱一般月息三至五分，借谷荒月借一斗，新熟还两斗。农村贫富分化日趋严重，富者“田连阡陌”，过着纸醉金迷的寄生虫生活；贫者身无立锥之地，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常以糠菜和野草充饥。

二、平民百姓苦不堪言

地主豪绅野蛮统治。地主阶级为了维护封建剥削制度，他们直接掌握地方政权，对广大农民实行最野蛮的封建统治。桃江镇恶霸地主吴国桢自恃自己是国民党军官吴尚的侄儿，狐假虎威，横行乡里，当地流传有“天见国桢，日月不明；地见国桢，草木不生；人见国桢，九死一生”的民谣。杉树仑有胡寿昌兄弟6人，人称“五虎一豹”。他们网罗流氓地痞，组织“采花团”“血洒团”和“黑杀队”，官事民事都由他们佐治。1925年，他们兄弟鲸吞盐税（款）折稻谷达1100多担，农民敢怒不敢言。地主豪绅还四处传播封建礼教，利用宗族势力鱼肉百姓。桃江农村祠堂林立，无一不是由他们把持和统治，成为残害农民的刑庭。桃江镇大水洞地主龚献周，凭借龚姓族督身份，将一贫苦农民残暴溺杀。当地一农民打死他家一只猫，被罚酒席一桌，强迫为死猫作道场一天。还有一农民打死他家一只狗，被他捆到龚氏宗祠打屁股，强迫披麻戴孝，为死狗叩头送葬。鲊埠镇所谓“四十八爹”“九先生”“一菩萨”“一阎王”都是这种恶势力的代表人物。其中鲊埠镇镇董薛炳勋，有水田370亩，山林1000多亩。他家常年聘请武师守家，厅堂两旁列放刀枪，屋前屋后筑有松木炮台。附近一农民在他的柴山上捡了一担枯枝，被罚酒席8桌、唱戏4本“赔罪”，共花掉银圆40多元，逼得这位农民外出乞讨，屈死异乡。这些血泪斑斑的史实，充分反映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黑暗社会中，桃江贫苦大众饱受压迫、欺凌的悲惨处境。

水旱灾害频繁侵袭。历届地方政府忙于应付军阀混战，搜刮民脂民膏，完全不顾人民死活。农村田园荒芜、乡村寥落、水利失修，根本无法抗拒自然灾害，广大农民只能“听天由命”熬日子。史料记载，桃江自1912年至1926年的14年间，共发生重大自然灾害11次，其中水灾6次，旱灾5次。1924年特大水灾，从5月20日起至23日，境内连降暴雨，山洪暴发，平地水深丈余，资江两岸民房多被洪水淹没。鲊埠、栗山河、修山、鸬鹚渡等农村集镇房屋、财产多被洪水卷走。桃江镇对岸邹家河120多户仅存两间半屋。人畜逃避不及者多被卷入洪流。从锡溪至资江入口的沾溪两岸，出现“绝户”（全家被洪水淹死）37户。洪水过后，尸横遍野，满目疮痍。次年，又发生奇旱。自5月14日起，132天滴雨未下，塘坝干涸，禾苗枯死，秋粮绝收，多数农户以野菜树皮充饥，还有的吃“观音土”（一种白色泥土）。不少农民迫于生计卖掉儿女，外出乞讨。桃江农村经自然灾害的反复侵袭，许多地方哀鸿遍野，十室九空。

三、邓赫绩等领导农民武装斗争

反动统治阶级野蛮统治，地主豪绅残酷剥削以及自然灾害频繁侵袭，把人民群众逼入了水深火热的绝境，激起了越来越强烈的不满和反抗。自1919年至1925年间，桃江先后爆发了高坤、邓赫绩、张子清等人领导的农民斗争。他们高举“除暴安良、剜富济贫”的旗帜，奋起反抗黑暗的封建统治。

邓赫绩（原名邓黑七），金沙洲积神庵人。1920年，在新军里练就一身本领的邓黑七邀集几个志同道合的士兵拖枪回到家乡，以“打富济贫”为宗旨，在桃江与宁乡交界的雪峰山建立据点，并与早期在此聚众起义的高坤联合，组成一支反抗封建反动势力的农民武装。竹怀庄大地主李儒亭、李鸾笙办团防对付这支农民武装，借机向老百姓派款要粮、敲诈勒索。邓黑七决定狠狠打击其嚣张气焰。一天深夜，邓黑七率领一支小队伍潜入李家大院，杀了李儒亭，李鸾笙被打伤逃跑。农民武装缴获大批枪支弹药，并放火烧了竹怀庄，临走时还在院墙上写下标语：“你办团防，我败团防，今天烧你屋，明天夺你枪，后天叫你见阎王！”老百姓见了，拍手称快。

此后，两泉湾土豪高质道和颜家山大恶霸高维桢以“联防剿匪”为名，从长沙购回枪支弹药，重组团防。邓黑七与高坤决定分兵消灭这股地主武装。邓黑七负责攻打高质道部获得胜利，缴获步枪20余支，放火烧了两泉湾高宅，高质道仓惶逃走。高坤负责打高维桢部，不幸中了埋伏，高坤阵亡，损失惨重。高维桢获胜后喜气洋洋，跑到县府请功。邓黑七闻讯咬牙切齿，发誓要替高坤报仇，为民除害，消灭高维桢。1923年秋，张子清（桃江板溪人）参加“平江兵变”失败后回到家乡，在浮邱山大水洞一带组织武装游击队。邓黑七领导的农民武装与张子清的队伍合并成立湘中游击队。同年10月的一天，邓黑七、张子清带领百余人枪，化装潜入益阳三里桥茶亭街，攻打县府，击溃县丁，活捉了高维桢父子，并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县长贺耀磷从睡梦中惊醒，慌忙从后街逃走。第二天，游击队在县城召开大会将高维桢父子处决。高质道闻讯后吓得魂飞魄散，迅速逃离桃江，躲到外地好久不敢回家。自此，雪峰山周边各处团防，再也不敢提“清匪”了。

1923年冬，刘承烈（桃江荷塘人）受孙中山委派，从广州回到益阳，会见邓黑七时说：“你是绿林好汉，战绩赫赫哟！”并建议将“黑七”改名“赫绩”。后来，刘承烈、邓赫绩率部到广州加入北伐军。邓赫绩任团长，并由军政治部主任李富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9月14日，北伐军在江西新余与军阀激战时，邓赫绩率部冲锋在前，不幸身中数弹壮烈牺牲，时年40岁。张子清随部到达溆浦时，奉命返回益阳，奔走于长沙、武汉之间，继续从事反军阀的斗争，1925年，由夏曦、郭亮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马日事变”后，张子清参加秋收起义，跟随毛泽东上井冈山，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十一师师长，成为我党我军早期的革命家和军事家。